爱曰：“著述即于道有所发明，拟经似徒拟其迹，恐于道无补。”

先生曰：“子以明道者，使其反朴还淳而见诸行事之实乎，抑将美其言辞而徒以譊譊于世也？天下之大乱，由虚文胜而实行衰也。使道明于天下则《六经》不必述，删述《六经》，孔子不得已也。自伏羲画卦，至于文王、周公3，其间言《易》如《连山》《归藏》4之属，纷纷籍籍，不知其几，《易》道大乱。孔子以天下好文之风日盛，知其说之将无纪极，于是取文王、周公之说而赞之，以为惟此为得其宗。于是纷纷之说尽废，而天下之言《易》者始一。《书》《诗》《礼》《乐》《春秋》皆然。《书》自《典》《谟》5以后，《诗》自《二南》6以降，如《九丘》《八索》7，一切淫哇逸荡之词，盖不知其几千百篇。礼乐之名物度数，至是亦不可胜穷，孔子皆删削而述正之，然后其说始废。如《书》《诗》《礼》《乐》中，孔子何尝加一语？今之《礼记》诸说，皆后儒附会而成，已非孔子之旧。至于《春秋》，虽称孔子作之，其实皆鲁史旧文；所谓‘笔’者，笔其旧，‘削’者削其繁，是有减无增。孔子述《六经》，惧繁文之乱天下，惟简之而不得，使天下务去其文以求其实，非以文教之也。春秋以后繁文益盛，天下益乱。始皇焚书得罪，是出于私意，又不合焚《六经》，若当时志在明道，其诸反经叛理之说悉取而焚之，亦正暗合删述之意。自秦、汉以降，文又日盛，若欲尽去之，断不能去，只宜取法孔子录其近是者而表章之，则其诸怪悖之说，亦宜渐渐自废。不知文中子当时拟经之意如何，某切深有取于其事，以为圣人复起，不能易也。天下所以不治，只因文盛实衰，人出己见，新奇相高，以眩俗取誉，徒以乱天下之聪明，涂天下之耳目，使天下靡然，争务修饰文词以求知于世，而不复知有敦本尚实、反朴还淳之行。是皆著述者有以启之。”

爱曰：“著述亦有不可缺者，如《春秋》一经，若无《左传》，恐亦难晓。”

先生曰：“《春秋》必待《传》8而后明，是歇后谜语矣，圣人何苦为此艰深隐晦之词？《左传》多是鲁史旧文，若《春秋》须此而后明，孔子何必削之？”

爱曰：“伊川亦云：‘《传》是案，《经》是断。’如书‘弑某君’‘伐某国’，若不明其事，恐亦难断。”

先生曰：“伊川此言恐亦是相沿世儒之说，未得圣人作经之意。如书‘弒君’，即弒君便是罪，何必更问其弒君之详？征伐当自天子出9，书‘伐国’，即伐国便是罪，何必更问其伐国之详？圣人述《六经》，只是要正人心，只是要存天理、去人欲，于存天理、去人欲之事则尝言之。或因人请问，各随分量而说，亦不肯多道，恐人专求之言语，故曰‘予欲无言’，若是一切纵人欲、灭天理的事，又安肯详以示人？是长乱导奸也。故孟子云：‘仲尼之门，无道桓、文之事者，是以后世无传焉。’此便是孔门家法。世儒只讲得一个伯者的学问，所以要知得许多阴谋诡计，纯是一片功利的心，与圣人作经的意思正相反，如何思量得通！”因叹曰：“此非达天德者0者，未易与言此也！”

所文中子：王通（公元584—6者8年），字仲淹，隋朝绛州龙门（今山西河津）人。韩退之：韩愈（公元768—8也4年），字退之，唐朝河阳（今河南孟县）人，著有《韩昌黎集》。也 孔子删述《六经》：孔子晚年编修删改《诗经》《尚书》《礼记》《乐经》《易经》和《春秋》六种经典，即后世所谓《六经》。3 自伏羲画卦，至于文王、周公：见于《周易·系辞下》。4 《连山》《归藏》：《连山》相传为夏朝的《易》，《归藏》相传为商朝的《易》，后都失传。5 《典》《谟》：指《尚书》中的《尧典》《舜典》《大禹谟》《皋陶谟》和《益稷谟》，共称为二典三谟。6 《二南》：即《诗经》中的《周南》《召南》两篇。7 《九丘》《八索》：孔安国《古文尚书序》“八卦之说，谓之《八索》，九州之志，谓之《九丘》”。8 《传》：指解释《春秋》的三传《左传》《公羊传》《穀梁传》。9 征伐当自天子出：语出《论语·季氏》。者0 天德：与天同德，意为道德极其高尚。语出《中庸》。

徐爱问先生，怎样评价王通和韩愈两个人。

先生说：“韩愈是文人中的豪杰。王通是贤明鸿儒。后人仅仅因为文章诗词的缘故，就十分推崇韩愈，其实韩愈比王通差远了。”

徐爱问：“那么王通怎么会仿作经书呢？”

先生说：“仿作经书恐怕不能都说成是坏事。姑且说后世儒生著书讲经的用意，与仿作经书有什么区别呢？”

徐爱说：“后世儒生著书讲经，追逐名利的私心不能说没有，但其目的是阐明圣道；仿作经书纯粹是为了名利。”

先生说：“著书讲经以阐明圣道，也是效法谁呢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