乾隆四十二年（1777）正月，崇庆皇太后去世，乾隆失去了不行归政的借口。一年多后，锦县的一个生员金从善投递呈词，要求建储立后。在乾隆皇帝看来，这是对自己坚持不行传位的挑战。这让他十分气恼，下令将金从善斩首示众。在强压之下，下面的大臣再也不敢提出这样的建言了。乾隆皇帝几乎背弃了自己“八十五岁归政退闲”的诺言。

然而，乾隆四十年（1775）以后，乾隆皇帝的身体和精神状况不断恶化，到了乾隆四十五年（1780）时，乾隆皇帝因两臂疼痛一度不能弯弓射箭，又过三四年，又因气血瘀滞而疼痛，以致到了举步维艰的地步。乾隆四十九年（1784）以后，乾隆皇帝又患上了失眠症。此后，乾隆的记忆力明显减退，精神昏愦，身体虚弱，使他不由又想起自己即位之初许下的诺言。于是，在八十五岁时，乾隆皇帝将传位一事重新提上了议事日程。

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三，乾隆皇帝公布了早在38年前订下的建储密旨，立皇十五子颙琰为皇太子，次年新年举行传位大典。

嘉庆元年（1796）九月初一，内外王公，文武百官与外藩使臣齐聚太和殿，按班序列，恭候乾隆皇帝举行全国瞩目的传位大典。据说乾隆曾临时决定不把玉玺授给颙琰，只念一下传位诏书即可。这下可把几位大学士给急坏了，因为这样一来典礼就不圆满了。而且，传出去会有损乾隆皇帝的形象。于是连哄带劝，最后乾隆答应交出玉玺。

八十五岁高龄的乾隆皇帝当了太上皇后，仍不服老，说自己身体健康，仍然能处理大事。他认为嘉庆经验不足，还需学习。乾隆皇帝觉得自己年近九旬，对于登降跪拜等礼节，已经做不来了，因而将“郊、坛、宗、社诸祭祀”的行礼事交给颙琰来做。乾隆还要求，部院衙门及各省题奏章疏，甚至连引见文武官员等寻常事，也要“嗣皇帝一同批阅”。乾隆不服老，实际上是不愿意放弃权力。直到他八十九岁寿终正寝也没有离开养心殿。

中国历史上的禅让之说，起自尧舜，但只是史册传闻之辞，是否真有其事，不得而知。秦汉以来，鲜有尝试。像乾隆皇帝这样为了践行诺言而主动传位者，可以说前无古人。即使退位退得不彻底，也是非常难得的了。

然而，嘉庆皇帝颙琰即位后，却是非常郁闷的，因为朝政仍然被太上皇乾隆控制。乾隆宣称自己的身体状况依然良好，继续把持大清朝的一切军政大权，各项用人理政措施都由他来决断。嘉庆帝颙琰暂时居住在毓庆宫，他每天除了批阅奏章、接见臣僚，就是陪同乾隆四处巡游、打猎，参加各种宴会。有时候，也率领皇子们练习弓马射箭。有他那位“十全武功”的父亲在，嘉庆皇帝只好当起了傀儡皇帝的角色。

随着太上皇乾隆一天比一天老迈、衰弱，受宠信的和珅大肆揽权，嘉庆皇帝投鼠忌器，只能不露声色，韬光养晦，与和珅巧妙周旋。在其位不得谋其政，滋味很不好受。更要命的是，除了年老的太上皇外，还有一个权倾朝野，眼里只有太上皇的和珅。这样一来，嘉庆皇帝免不了要受很多夹板气。

嘉庆皇帝对和珅的痛恨由来已久，早想除掉和珅，但无奈自己没有实权。乾隆禅位给嘉庆后，和珅见乾隆无意交出大权，便更加猖狂。常跑到太上皇乾隆那里搬弄是非，这时的乾隆毕竟已是一位80多岁的老人了，有些糊涂也是在所难免的。

关于乾隆皇帝舍不得让权给嘉庆的记载很多。比如每当遇到军国大事的时候，都要请乾隆裁决。按理说，嘉庆登基后，年号已经更改，一切官书也都应该更改，但当时的宪书却有两种。全国发行的时宪书采用的是嘉庆年号，但是颁发给内廷和亲近王公大臣的，仍旧用乾隆年号纪年。

所谓时宪书，就是历书，通常每年都会备上一本。所以传播很广。在宫廷中有乾隆六十一年至六十四年的时宪书，世人将其视为珍本。此外，朝鲜的史书中也有对这件事的记载，朝鲜使臣到北京，本应是由嘉庆皇帝接见的，但是朝鲜使臣回国后，却知道乾隆，而不知道有嘉庆。由此可见，在嘉庆登基后的三年中，不过是太上皇乾隆手中的木偶。

嘉庆四年（1799）正月初三，太上皇乾隆驾崩于紫禁城养心殿，享年八十九岁。至此，嘉庆皇帝才真正亲政，这个时候，他已经三十九岁了。

嘉庆皇帝亲政后，做了第一件事，就是惩治和珅。

二一　和珅倒台始末

从清朝的十二位皇帝来看，嘉庆皇帝是对贪污最恨之入骨的一位皇帝。他曾写下了一首痛骂贪官的诗：